“木 匠” 的 回 忆
涂 作 潮
由于长期失业，生活无着，到处流浪。1924年初经同乡介绍 来到上海谋生。开始在恒丰纱厂打零工。
一天，我在马路上看到 工人夜校的招生广告，便去报名。在夜校认识了蔡和森的继兄蔡 林蒸。因为我们是同乡，经常交谈。他逐渐了解了我的经历和家 庭情况，后来我亦向他表示要找共产党。
1924年春，李立三得知我有入党要求后，找我谈了一次话， 他向我讲解了共产党的性质等党的基本知识，审查了我的历史和 家庭情况。后经蔡林蒸、林仲丹介绍，在1924年4月，我被批准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卅”运动后期，党组织根据革命发展的需要，对我们这 些党员大概作了以下三种安排：
一是将那些在运动中不太出头露 面，而且又有组织领导能力的同志继续留在上海，转入地下。
二 是派出一部分身强力壮、年轻的同志去黄埔军校学习，如聂珍 刚、徐菊哉、曾祥、甘霖、彭润生、李志樵等，他们大都在北伐 战争或红军时期光荣牺牲，但也有极个别的开了小差。
三是派出 一部分同志去莫斯科学习，如孙绍武、尤赤(桢彦)和我，以及 江元青、宋三妹等。
1925年10月的一天，支部书记林仲丹叫我带上洗脸用具，跟 随他到了杨树浦自来水厂与恒丰纱厂附近的黄浦江边。
在这里， 由一只小触板把我们送上了停靠在浦东的苏联轮船。在船上，林 仲丹和一位苏联同志说了几句话后，便回转身来向我传达派我去 莫斯科学习的组织决定。
对于这一决定，我当然是高兴的，特别 是能去列宁的故乡学习，这更是我毕生愿望。林仲丹和我谈完 后，又亲切地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便和我握握手，坐上送我们上 船的那只小触板，上岸去了。
我站在甲板上，眼里含着激动的泪 花，不断地向他挥手，一直目送小触板消失在夜雾之中，我才进 了船舱。
上船之后，我才知道同船去莫斯科学习的大约20人左右。胡 子厚被指定为党的临时负责人。
开船后约一、二天，经过日本海峡的时候，碰上了日本检查 船，它命令我们船停住，我们便都冒充船员在甲板上站队，日本 人上船检查了一番。
又过了一、二天，船到了海参崴，来迎接我们 的有第三国际的代表。在海参崴，我们大约住在“五一”俱乐 部。
过了10多天，接到了从莫斯科打来的允许我们入学的通知电 报，简单地检查了一下身体，主要检查有没有砂眼，便坐上烧木 柴的火车到莫斯科去。记得车过赤塔的时候，沿途都挂满了红 旗，是苏联人正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大约经过了15天左右的时 间，我们才顺利地到达了莫斯科。
到莫斯科后的第二天，我们到“东大”教务处报到。
“东大”的校址在莫斯科“特热格亚，布里瓦尔”(译音) 15号。校长苏曼斯基，教务主任布拉克。俄文翻译先是王仁达、 孙纪常(华侨),后增加了宗孚、马干若夫(中国人，俄文名字)、曾涌泉、武止戈、刘鼎等。
我所在的这个班都是工人。学的功课有：政治常识、经济地理、西方革命史、政治经济学以及射击、爆破、密写技术等等。
1927年下半年，我和王亚梅、陈哲夫、李福生进入“东大”国际 班学习。班里有来自印度、土耳其、朝鲜、日本、蒙古等国家的同学。在这里学到1928年5月毕业。
在列宁格勒军事通信学校
早在“东大”学习快毕业的时候，我曾向组织要求继续留莫 斯科学习爆破技术。
党的“六大”期间，张国焘代表组织找我谈 话。他说：“现在国内红军急需的是无线电通信技术人才。战斗 中，一个团的单位，由于通信联络不上，常常不能很好完成战斗 任务，甚至遭到不应有的损失。组织上不同意你学习爆破技术，你改学无线电通信吧!”
我同意了组织的决定，于是我进入了列 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这已经是1929年1月的事 情了。
在“通校”里，我们主要学习放狗、放鸽、有线通信、无线 通信、绘制军用地图、修理汽车、木工和锻工等等。
校长斯瑞斯 基，政委康士坦丁洛夫，数学教员聂里多夫，初级无线电教员雅 可夫烈夫，高级无线电教员乌拉索夫，技术员梅也尔、索培尔 (这两位是德国人)。
在这里，我的同学有：刘希吾(四川人)、 谭显犹(广西人，留法学生),此外还有宋廉(四川人)。
第二学期开学不久，也就是1929年下半年，刘伯承在伯力组 织金矿里的华工成立中国(游击队)部队(亦称“共产国际组织 的远东支队”),准备打回中国去。我和宋廉先后奉命到这支部 队里搞无线电通信工作。
第二次到上海
1930年3月组织上通知我和宋廉回国到上海后，仍住在四马 路新鹿鸣旅馆。
第二天上午在旅馆里碰到一个“东大”军事班的 同学，他帮我带信给党中央有关部门。
第二天下午李强来了，把我带到大世界附近九星大戏院西面的一家裁缝店三楼楼上，李强 问我这些年在苏联干了些什么?
我一一向他作了汇报，并着重说 明了我虽然学过无线电通信，但是搞报务不行，只能搞机务。接 着，李强出了几个题目简单地检查了我的业务水平，便留我在这 里住下。这里是党领导下的无线电修理所，从此我便开始直接在 李强领导下进行工作。
在修理所里，开始我没有搞多少技术性的工作，只是为李强 送送信，买买无线电零件。
当时，我经常到大华科学仪器公司找 陈国平(广东人)买无线电零件；到裁缝店东面一家霓虹灯管厂 找蔡叔厚借工具；到国际饭店对面一家诊所给李强的舅舅李梅林 送信；到一家外国无线电器材公司买电容器，等等。这样大概干 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和我同住在修理所的还有翁瑛，他本姓朱，是江苏常熟人， 李强的同乡。
当时，我们在西摩路的一幢楼房里搞了一个功率250瓦的“国 际电台”,准备和海参崴通报，由毛齐华、曾三以及宋廉负责报 务。常住在这里的是吴克坚夫妇，吴当时是我们行政管理财务方 面的负责人。1930年年底，因为邻居失火，电台便搬走了。
“福利公司”被破坏
1930年秋，党中央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培 训20多名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地点设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 里十二号一栋三层楼房里，大门口挂着“上海福利电气公司工 厂”的牌子。这是中央“特科”领导下的第一个地下无线电训 练班。
李强是训练班的实际负责人，吴克坚分管行政和财务，张沈 川和宋廉教报务，我教机务。学员是党中央从广东、湖南、福 建、天津、上海等地选调来的，他们自己做饭，自己管理，对外 讲是学徒，对内则是学员。这里虽然挂的是工厂的牌子，但对外没有业务联系和其它往来，日子一久，就露了马脚。
一个星期天上午，突然来了六七个巡捕，把张沈川、苏于达、 方仲如、陈坦、石××等20名教、学员全部抓走。
出事的当天，正好宋廉去“公司”有事，还没有进弄堂，管弄堂的一位老工人 便向他摆手，表示“出事了，不要进来”。宋廉弄清情况后，只 通知了李强，便跑到他岳父家中躲起来，却不来通知我。
中午饭后，我手提一桶油漆，头戴童子帽，身穿一件很脏的棉袍，按照 李强的吩咐，到“公司”去油漆矽钢片。
一敲工厂的后门，屋子 里半天没有回音，顿时有一种不妙的感觉在我的脑海中闪现，但 又不敢跑，更不能露出半点惊慌神色，如果被埋伏在四周的暗探 发现，那就糟糕了。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敲门，半天出来了一个 外国巡捕，他先对我叽哩哇啦的说了一通外国话，我听不懂，也 不敢走；这个外国人又拿出一张工作证样的东西给我看，意思是 这里已不是原来的“工厂”了。
但是我仍装着要进去，并且口里 说着半通不通的英语“打拉士”,表示是来要帐的。这个外国人 看我老是在这里纠缠，便狠命地踢了我一脚，把我推出门外，气 冲冲地关上了门，进去了。
这时我立即乘机离开这里，先是慢慢地 走出了弄堂，还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在弄堂外面的一个空场上， 看了一会卖膏药的耍把戏，确信后面没有盯梢的，便接连换乘了二 次电车，来到了西摩路“国际电台”。在这里，我见李强正躺在 床上发愁。我把“公司”被破坏的消息告诉了他，他说知道了。
“福利公司”出事后，顾顺章在新世界饭店召开了一次检查 会。到会的有李强、吴克坚、曾三、伍云甫等，此外还有我和宋 廉，会上，我对宋廉知情不来通知我，使我几乎被捕一事，提出 了意见。后来，宋廉脱了党，通过他岳父的帮助，在国民党上海 国际电台当报务员。
到中央苏区去
“福利公司”被破坏后不久，吴克坚通知我参加镇江暴动，但暴动未成，后又回到上海。我们在新鹿鸣旅馆住下后，我立即到西摩路去找吴克坚夫妇接关系。
不久，中央决定派曾三、伍云甫和我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出 发前，李强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作为送行。
1931年3月，我们从上海随香港交通站派来接我们的交通 员，乘法国邮船到了香港。由香港坐火轮到汕头，由油头乘机帆 船到了福建的三河坝。
在三河坝，香港交通站的同志回去了，改 由永定县地下党派来接我们的人护送。到永定县后，我们见到了 地下农会负责人蔡端。蔡端找了三匹马，让我们骑马到了长汀， 同行的还有一个残废红军。
在长汀向有关部门取了路条后，便自 己行动，最后到达江西兴国东固的坳上，我们被分配在红军总司 令部电台工作。
在红军总司令部电台
1931年4月，我在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当机务员。当时，电台 没有台长，只有政委冯文彬一人负责。电台下设运输班、监护 班、学生班，此外还有司号兵、勤务兵、马夫、伙夫(炊事员) 等零散人员。全台总人数大概有百人左右。驻地在江西兴国东固 的坳上。
运输班约有30多人，班长傅林。他们主要负责搬运收发报 机、蓄电池、充电机、天线杆和各种用油，以及公文要件等物 资。那时没有牲口驮运，全靠肩挑人抬。所以他们的工作是非常 辛苦的。
监护班约有20多人，班长李伟。他们主要负责电台的安全警 卫，以及天线的架设等工作。
学生班约有十多人，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学习，准备把他们培 养成为红军电台的报务、机务人员。现在我还能记住名字的有： 钟佩兰(女)、李赤华(女，牺牲在长征中)、李建华(女)、 周淼(湖南人)、肖英(外号聋子)、胡立教、曹丹辉、李立田、吴慕林、李长春等。
红军总司令部对电台是十分关心的，朱总司令、郭化若参谋 处长、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副官长和童小鹏(毛主席秘书)、 傅公侠(副官处副官)等都经常来电台了解情况，帮助工作。
当 时尽管红军生活十分艰苦，每人每天只发5分钱的伙食费，但是 对我们电台的技术人员还是很照顾的。例如，每月发给我们生活 补贴费3块多钱(发给王诤等人的则比我们多得多，后来我们曾要 求停发生活补贴费);晚上加班时，还给我们开夜餐，等等。
当时我们使用的是中央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的 1部15瓦、“交通兵团”造的收发报机。主要任务是侦听敌军的 行动、部署以及战斗意图等军事情报。
那时国民党军队使用的收 发报机也大都是这个型号，波长都在80—130米之间，我们利用 这个特点，便能经常收听到敌军电台的发报。因此，红军总司令 部的首长，每天都要来电台了解敌军动态，以便正确地指挥红军 作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
当时电台的主要技术骨干有王诤、伍云甫、曾三、刘寅等， 此外还有我和吴如生、韦文宫。王诤、吴如生主要担负报务工作。
在这里，我要着重提一下王诤。王诤来红军的时候，带来了 国民党军队的电台密码，因而我们能顺利地破译敌军的电报，特 别是他熟悉敌军电台报务人员的发报手法，能根据收到的信号， 判断出发报人姓名，再进而判定出敌军的行踪。的确，王诤在当时电台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有一天，左权副参谋长对我说：“电话队里出了一些问题， 你在苏联学过有线通信，你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我到电话队 后，摸了几天情况，发现原来是队里有个负责修理机器的人不负责任，他不能很好的教学生掌握技术，因而学生们业务水平低， 工作起来就常出问题。
我一面向左权同志作了汇报，一面给学生 讲了两次业务课，详尽地对他们讲解了电话机的内部构造以及故 障的排除等。为了帮助他们的理解和记忆，还画了几幅草图。由于业务技能的普遍提高，再加上其它方面的整顿，电话队的工作 很快转入了正常。
在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总队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打了公秉藩，又缴获了一部100瓦 推挽式的电台，以后红三军团、红四军在战斗中也缴获了敌人的 电台，从此红军中便开始用无线电通信和指挥，同时也能通过无 线电和上海党中央取得联系。
为了适应工作的发展，在第二次反 “围剿”快要胜利的时候，在福建建宁成立了红军总司令部无线 电总队。总队长王诤，政委宋裕和，宋走后是伍云甫。
总队里的主要技术骨干和“电台”时期相比，没有多大的变 化，只是吴如生被派到红三军团当电台队长，红四军电台队长是 谁，我记不清了。
红军总司令部在建宁住了好几个月，一天，中央苏区给我们 发来一份电报，由于那天天气不好，信号收听不清，只记下零零 星星的几个字码。
根据这些字码，我们推测出电报的内容大意 是：蒋介石第三次“围剿”快要开始，红军应在三天内由福建返 回江西兴国高兴圩集结待命。
总司令部接到命令后，便率领红军迅 速回到了江西，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指挥下，有力地粉碎了蒋 介石第三次“围剿”。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如果没有无线电通信 联络，要想使红军如此快速的集中兵力，是不易达到的。
在无线电通信材料处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1931年11月间，我们总队随红军 总司令部由前方回到了瑞金。
一天，王诤对我说：“红军中现在 的收发报机不少了，有的需要修理，有的需要改装，我看你就在 后方负责搞这一工作吧。”
我同意了。不久，军委命令成立无线 电通信材料处，并指派我当主任。
当时全处只有六七个人，现在我记得的有：张永生(留苏学生，苏北人)、肖寒、刘本秀(负责伙食管理),此外还有学生 张明清、肖明治等。
另外，设备也很简陋，只有一把克丝钳、一 把扳手和几把改锥。但是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凭着双手修理了 好几台收发报机和一些充电机，还将一台国民党“交通兵团”造 的收发报机改为“哈特莱”式，波长也由原来的80—130米改为 40—70米。
1932年初，材料处由瑞金搬到于都北面平安寨的一个大山洞 里，这个洞深十几里地。
3月间，王诤派我到红三军团去，要我 在红三军团打下赣州后，进城弄点无线电通信器材回来。我到红 三军团后住在无线电队里，一天，我去前沿阵地看红军攻城。看 到彭德怀正在指挥一门炮，瞄准赣州的城门，一发(也只有这一 发)炮弹就准确地把城门楼子轰掉一个角。后来由于蒋介石派罗 卓英增援赣州，红三军团围攻不下，便撤回了苏区。我也随着回 到了于都。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王诤的布置，我用从上海偷 运来的无线电零、配件，为赣东北苏区装配了一部TNT 型号50 瓦的电台。我好象记得，当时随电台去赣东北的机务人员是余雅 鲁(苏北人，脸部有麻子，宁都起义参加红军)等。
1931年11月，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 金召开。领导叫我给会场装电灯。除了主要装了几盏32伏比较大 一点的灯泡外，还装了好几串12伏的小灯泡。当时瑞金没有发电 厂，我们就把材料处的那部直流充电机，拉到会场下面的地窖 里，发电后向会场供电。
有一次，从上海运来一部X 光机，装配时，发现有一个重要 零件不见了。领导上便叫我们另外重做一个，并且帮助装配好， 使得这部X光机能够正常使用。
在通信材料厂
我由赣州回到于都后，1932年的4、5月间，材料处全体同志乘船到了瑞金，住在离瑞金大约七里的一个村子里。不久，改为军委通信材料厂。我任厂长，指导员是杨升山，杨走后是胡祥林，胡走后是朱邦英。朱到职时，便改称政委了。
这时全厂人员比材料处时期多，除了增加一个通信班的战士 (班长郝广全)外，还增加了不少的技术工人，如：车钳工包松 林、钳工戴月才(宁波人)、冷作工兼锻工韩启功、翻砂工罗信 英以及胡灿传等。
此外，还有学生，如学收发报机修理的朱廉、 林春生(长征中牺牲)、徐小弟(上海人，百团大战中牺牲), 学钳工和充电的廖昌林，学充电的赖有德，学车工的李伟、龙桂 生等。
主要设备有：普通四尺皮带车床一部，台钳二三部，摇钻 一台，2.5马力发动机一部(用于带动车床)等。
当时我们除了修理收发报机，还能够做电源插头、蓄电池、 活塞涨圈、齿轮等。此外，我们还能做落地就响的手榴弹。后来 我们还改装成功一台手摇发电机，但是比较笨重，光齿轮箱大概 就有六七十斤重。
有一次，李强从香港买来的两部高压发电机的齿轮磨坏了， 需要修理。可是没有铣床，无法做铣齿轮的活。我想用车床代 替，但是当时工厂中技术最好的工人包松林不敢动手，说没有干 过这种话，要铣的话，也只会铣双牙，不会铣单牙。
我和朱邦英 同志都十分清楚，如果齿轮铣不出来，高压发电机就要报废，但 是这种机器是当时急需的。在那战斗环境下，若不自力更生克服 这一困难，就别无他法。
于是我们俩便反复研究，把齿轮牙齿的 数目、大小和间隔距离计算好后，再让包松林用车床去铣。经过 包松林的精心操作，结果一次就把齿轮加工好了，开了用车床做 铣工活的先例。
到1934年，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红军生活十分艰苦，每 人每天只能分到14市两的粮食，菜里几乎是没有咸味(一块银元 只买七钱二分盐，而且还买不到)。但是我们都是积极愉快地工 作着。
